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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范
——基于犯罪行为规律分析及对策研究的视角
作者:王小磊  发布时间:2017-11-30 14:31:35 打印 字号: | |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伴随着涉案领域民生化、涉案范围内陆化、受害群体固定化、行为手段合法化等规律在国内甚至国际范围内迅猛性高发。不同于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辨识度高,非诈骗类犯罪行为往往不易辨识,研究其犯罪行为规律并依此采取防范措施是处理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减少受害人损失的最好途径。

关键词:非诈骗类 涉众型经济犯罪 行为规律  防范

一、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辨析

(一)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内涵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首次由公安部于2006年11月23日“打击和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是指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活动。

笔者认为,分析“涉众型经济犯罪”应从“涉众”、“不特定受害群体”、“经济犯罪”三个方面着手。 “涉众”应从行为主体人数及行为性质两个角度结合性的理解,首先,行为主体包括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其中任何一方人数应达到3人或以上;其次,“涉众”应考虑行为特质,很多案件在发现阶段并不符合涉众的标准,但通过对其行为判断可能发展为涉众,此类案件在这个阶段就应作为涉众型经济案件作出相应的处理;“不特定受害群体”指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没有特定的范围、没有特别的限制。具体何为“不特定的受害群体”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有关“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揭示了不特定即为亲友、单位内部之外的对象。“友人”的性质的辨别还需针对个案具体判断;“经济犯罪”一词最早由英国学者希尔于1872年的伦敦“预防和抗制”的国际会议上以“犯罪的资本家”为题提出的。当

时主要概括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人在经济活动中利用职务所实施的、侵犯国家整体利益的犯罪行为。德国学者林德曼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侵犯国家整体利益及与制度的可罚性行为”。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中提出经济犯罪后,我国学术界把经济犯罪概念作为热点讨论,至今仍众说纷纭。广义说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侵害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犯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狭义说认为:“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谋取非法的利益,滥用合法的经济活动方式与权限,违反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

笔者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具有经济内容的非暴力行为,但是针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经济犯罪”的范围应当限定为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危及“被害人“财产利益的非暴力的经济行为。当然,非诈骗类涉众型的经济犯罪还应排除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非暴力的经济行为,虽然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同诈骗类经济犯罪一样,采取了欺骗、隐瞒的手段,但是非诈骗类不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二)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外延

犯罪的外延,是犯罪所隶属的范围,也反映了犯罪的基本属性。2006年公安部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对16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形态做了具体的描述。目前的经济发展的迅猛程度决定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形态不断的更新,传统的诈骗类犯罪模式已逐步淡化,新型的非诈骗类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正异军突起。笔者认为此类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第一、“零风险、低成本、高收益”的投资类;第二,“保本回购,高额返利”的合作类;第三,“附租约式投资,购后返租”的不动产销售类;第四,“逐级发展下线,消费返利创富”的消费类;第五,“品牌代理、加盟运营”的传销类。

以上五类为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外延表现,主要以非法经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主。

二、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类案规律

(一)典型的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例

案例一:亿霖木业委托管护案

亿霖木业案是北京近几年涉及金额较大的非法经营类案件,亿霖木业以合作托管为名(见图1),在全国低价收购林地,以各省市分公司为销售主体,下设部长、经理、主管、销售代表四级销售人员,形成了上下线关系,上线根据下线销售业绩获取提成,同时集体授课,收取入门费用等手段开展传销活动,各分公司采取各类宣传方式招聘员工、招揽客户,承诺回购,逐步的壮

大传销队伍。(见图2)据统计,受到亿林木业广告宣传的诱惑,全国共有2万余人缴纳了购买林的款,非法经营额达到16亿元。

图1 亿霖公司非法经营模式

图2 亿霖木业传销链

案例二:东华经贸(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间,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下属企业东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发展养殖蚂蚁为名,承诺35%-60%不等的高额回报,非法吸收公众公众存款近

30亿元,除用于偿还部分本金及高额利息近22亿元外,有近8亿元被用于挥霍性投资项目、广告宣传、企业庆典等,无法追回。

案例三:美中融投资非法经营证券案

美中融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及其负责人代某未经国家批准销售西安金园汽车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涉案金额122万元,涉及受害人36人。

(二)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行为规律分析

1、涉案领域多系民生、投资热点

从上述案例分析,非诈骗类案件涉案领域多集中于民生行业及投资热点领域。上述领域之所以成为犯罪分子进行违法活动的范围,成为“被害人”陷入的圈套,一方面源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及公众投机心理。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百姓手里闲散资金较多。而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及银行储蓄利率的不高改变了老百姓传统的投资理念,试图通过新兴的投资项目增值财富;另一方面,资金缺乏、融资渠道甚少的中小企业在经营成本上升的经济发展状态下难以通过正规渠道向银行贷款,又不愿意望洋兴叹放弃投资机会,于是便铤而走险,通过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实现融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不善经营及承诺的高额回报导致企业发展恶性发展,逐渐演变成了非法吸金的活动性质。

2、借公司之壳作掩护,套国家政策作手段

从近几年发生的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案件上看,合法公司的存在是诸多犯罪分子惯用的方式,这些公司形式上符合法定的设

立条件,有足额的注册资本,主要的经营场所,完备的税务登记手续;实质上,这些公司内部犯罪行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协作,公司在事发前成为了犯罪分子非法活动的掩护及获取公众信任的手段,事发后便成为犯罪分子减轻罪责的“替罪羊”。

套用国家宏观政策,靠上红帽子是犯罪分子采取的手段,如:碧溪广场产权商铺案,犯罪行为人利用房地产投资领域,冠以产权式商铺投资热点的名号非法吸收资金;另外,犯罪行为人以地方发展经济为名,将投资项目套上红帽子,以政府红头文件为保证,大量的吸引资金展开经营。

3、高调的宣传力度,合法的广告模式

“亿霖木业”案作为北京迄今为止最大的“传销案”,其宣传力度及方式一点也不低调。反之,某葛性明星那句“植树造林、首选亿霖”的广告语在北京深入人心,不少人冲着该明星的信誉购买了亿林的树林及荒地。高调的宣传力度、合法的宣传模式是非法诈骗类涉众型犯罪不同于诈骗类犯罪的,诈骗类犯罪基于时候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往往通过口口相传或者发展下线的传销模式开展非法活动。而非诈骗类涉众型犯罪分子似乎说服了自己及关联人员足以相信自己开展的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对宣传力度及方式不避讳、不低调。如此的宣传模式也成为了公众投机心理的定心丸,认为非法的投资项目是不可能在公众媒体大肆宣传,甚至不可能通过明星代言的。

4、犯罪范围向内陆蔓延,受害群体固定化

重庆市2010年-2012年共立案侦查涉众型经济犯罪183起,其中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154起,为涉众型经济犯罪84.15%,涉案金额46亿元,占涉众型经济犯罪为95.83%(如图3);宁夏回族自治区2014年发生涉众型经济犯罪14起,同比2013年翻倍上升,涉案金额达到11.5亿元。自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多起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到重庆、吉林、辽宁、宁夏等地区新型非诈骗类涉众型案件的兴起,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范围已然向内陆蔓延了,且受害群体也相对固化。如:传销类案件的侵害对象往往是偏僻地区经济条件差且不安于现状的农村人员,这也是该类犯罪向内陆蔓延的原因;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主要针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且具有投资意愿,对投资理财缺乏了解的退休人员、家庭妇女、下岗职工或下海经商的人;如:非法投资期货,炒外汇的对象通常是涉世未深、具有一定炒股经验的中青年。

图3 重庆市2010-2012年涉众型经济犯罪比例

三、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防范的对策研究

(一)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惩治力度

立法机关应通过立法活动从民间融资的风险机制、利率管理等方面规范民间融资等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避免不法分子借助法律漏洞开展不法行为。同时,针对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案件单独立法,完善确认案件类型,对某些高发犯罪涉及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常钻的法律漏洞地带,设立详细的规章制度,健全法律法规,使犯罪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司法机关加大对涉众型经济案件的惩戒力度,提高打击威慑力,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刑法只规定了非法吸收的行为特征,对于吸收资金用途没有作出规定,这样就容易与民间借贷纠纷相混淆,造成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的局面。其次,量刑幅度轻,对于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侵害公众财产权益的行为进行严刑打击,提高犯罪成本。

(二)规范融资渠道,强化行业监管

行政机关加大对新型行业的监管,针对市场的新型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当前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集中发生在新兴产业中,从当前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的趋势上看,单纯的强调市场自我调控,忽视政府监管容易引发重大问题。行政机关的监管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市场外部监督,即银监局、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应对大额资金的流向、动态及时的监控,针对短期资金膨胀的公司及时调查;工商部门、税务部门严格核查注册

公司,适时关注运营动态、资产状况、对于投放市场的具有欺骗性内容的广告严格的核查、处理;二是加强投资主体的内部监督,即采取对经营者资金运作、经营信息的不定期的核查,避免犯罪分子骗取资金后大肆挥霍,不利于事发后的追偿。或建立企业信誉保证金制度,约束企业行为,以防违法行为出现后作为受害损失补偿金。

(三)严厉打击犯罪行为,树立法治权威

如何做到严厉打击?首先,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作为公安部门的经侦机构,要尽早、准确的掌握涉众经济犯罪的相关信息,及时判断、及时立案侦查,严格对待群众举报案件及涉众案件,宁可多一分侦查,勿少一分纵容;作为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及自侦案件,快速高效的开展公诉工作,督促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的资金追缴工作,同时尽快掌握犯罪行为波及的范围、受害群体的情况,及时预警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出现;作为法院,一是强化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联动,针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的,按照法定程序移送公安、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其次,公检法部门强化联动机制,共建情报信息,实现先期的预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频发,且潜伏周期长、隐蔽性强,单靠某一个部门是很难得到解决的,一旦处置不当就会在媒体渲染及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诱导下,引发群体性事件。公检法应化被动为主动,强化三方之间的联动,做好信息共建、资源

共享的工作。

(四)惩戒媒体失责行为,正确引导群众  

媒体唯利是图的宣传、明星不负责任的广告代言、公众狡赖谋利的心理及不可避免的羊群效应为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滋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对于媒体的不负责的报道及明星的不实代言,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如设立媒体罚款整改制度,不实代言的明星封杀等制度,作为公众媒体,单纯的追求利益,忽略公众的信任度,作出不实报道显然不仅违反了职业道德,一定程度上也违反了法律法规,应将其涉及的刑事、民事责任追究到底;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一定程度上在公众间具有信誉度,以其名义作出的不实广告宣传应通过经济追偿、行政处罚等措施惩戒其不负责任的代言行为。

结束语:

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带来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不容小觑的,它伴随着潜伏深、高发性、危害大等特征冲击着公众对和谐的诉求,诱发了群体性事件。对非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行为规律的科学认识及把握对于该类犯罪行为的防范极为重要,以人为镜,足以鉴己,以史为镜,足以鉴行。

参考文献:

(1)[日]芝原邦尔.《经济刑法》[M].金光旭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王牧.《犯罪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贺电、陈祥民、姜万国.《涉众经济犯罪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张明楷.《传销犯罪的基本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9期.

(6)孟庆丰.《涉众型经济犯罪问题探讨》[J].公安研究,2007

(7)李君冀,《涉众型经济犯罪打处问题研究》[J].云南电大学报,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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